世上的事，往往是有趣在戏台之外的。
近来听说，京城里很热闹了一阵子，大约是抓特务的戏码开锣，台前幕后便挤满了要紧的人。有穿戴得极体面的名流，扯起那宏亮如铜钟的嗓子，在人堆里高声断喝，无非是叫看客们“走个面儿”，把口袋里的银钱掏出来，去贴补台上的熟人。
这“面子”一词，在国人的账本里，向来是重于千斤的。然而有些人的面子，却像是一张油漆得极厚的纸糊灯笼。初看时金碧辉煌，隐隐有大校的威严、慈善的祥光，连那哈佛的请柬、赛车的飞轮，仿佛都成了这灯笼上的点缀。若有不识相的苦工走上前去，问一声那唱了二十年的“天路”可曾给过原作者半文买路钱，这灯笼便要着火，露出里面的败草与竹篾来。
世人尊她，是因为她常在聚光灯下痛哭，哭得十分慷慨，连车队也是浩浩荡荡，极有排场。这大约就是所谓的“宏大叙事”了。在安全的戏台里摔着耳麦，痛斥着几个不成器的小丑，既显出自己的清高，又断不至于碰伤了台后的柱子。这样的聪明人，自然是能长久坐着C位的，因为她深知哪里的风向最宜于扯起大旗。
但也有些不聪明的人，比如另外一位妇人。
这妇人本也是台上红极一时的，却偏偏生了一根直肠子，不喜欢在堂会里给人站队。她摘了珠翠，抹了脂粉，一头扎进秦岭的深山老林里去了。她去寻的，不是什么风花雪月，也不是可以裱进功劳簿的“百人援交”，而是一群连呼吸都成了奢望的尘肺病人。
尘肺这病，是旧社会的矿坑里、新时代的脚手架上，那些泥水匠和石匠们用肉身给社会垫底时落下的病灶。它不时髦，不体面，更没有大企业愿意为了这样的“不祥之物”慷慨解囊。这妇人却把自己的命也贴了上去，蹲在土炕边，握着那些形同枯木的手，甚至在死囚般的咳嗽声中抱紧他们。
这便是“肺腑”了。
然而，说真话、做真事的代价，向来是极大的。会吆喝“走个面儿”的，至今还在金丝笼里高谈阔论；而那死磕着“肺腑”的，却连在泥地上说一句话的木牌也被收了去。互联网上的判官们，动一动手指，便能让一个活人“社会性地隐形”。
这实在是一出极妙的讽刺剧：坐在高台上的，用二十年的谎言编织着免死金牌，嘴里全是正义，骨子里全是不漏风的精明；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，用残存的肺活量去填补底层的窟窿，却被捂住了嘴巴，成了无声的死硬分子。
但我以为，高台终究是要塌的。灯笼纸糊得再厚，也怕那烛火自燃；戏演得再久，那拨通创作者电话的两个响声，也足以让二十年的神话在烈日下暴晒、蒸发。
至于那没有了账号的妇人，倒是不必为她悲哀。那些夺走她麦克风的人，大约以为这样就能抹去她的痕迹。但他们忘了，地底下的矿工还在呼吸，深山里的冤魂还在指认。
真正的脊梁，从来不是靠特招的军装撑起来的，更不是靠对着哈佛的空气吹嘘出来的。她虽然被无声地埋葬了，但只要那群被社会遗忘的人还在艰难地喘息，她的名字，就长在那些人的肺泡里，长在国人那尚未完全麻木的良心上。
